还原为一种宽泛的写作
新媒体的出现似乎昭示着一个繁荣的批评时代正在到来，但也恰好是这些新媒体平台让我直观地感受到，有些批评写作可能在被某种权威性的结构所主导。当然，这种状况并非只针对当下的艺术实践，面对沃霍尔（Andy Warhol）的布里洛盒子与曼佐尼（Piero Manzoni）的粪便罐头，虽然多元主义的语境允许批评写作自由地对它们进行判断，但在“后现代艺术”“当代艺术”“某某艺术”的叙事序列中，它们已然占据了难以撼动的地位。倘若现在有人从什么新角度对它们在艺术史上的价值进行质疑甚至是彻底否定，也仿佛是在丰富和完善一套已有叙事——因为它们从一开始就在激烈复杂的论争中登场，可以说，艺术批评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它们留给我的印象，然而，这些批评的生产机制是无可置疑的吗？ 2019年冬天我曾在某家艺术媒体做兼职，第一次以媒体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北京海淀区某间民营美术馆的新展览开幕，并为其撰写冠之以“展评”的文章。这是一场以策展人为核心的研究型展览，然而我在文中提及策展人时没有点出其姓名（实际上在开头的展览介绍中我已经提过他的名字），仅使用“策展人”作为称呼，直到策展人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并亲自向我提出修改意见时，我才意识到这一看似无伤大雅的疏忽。当下我立即询问了我的编辑，在交流过程中她对我说：“其实这并不算文章的错误，我们本可以拒绝他的要求，因为作为媒体其实要有自己的独立性。”这并没有让我感到宽慰，反倒使我陷入了困惑。无论是写作时的我还是我的编辑，都习惯性模糊了对自身所处的媒体机构的认识。当然，落笔之前我就很清楚，我写的并非“展评”，这不过是便于稿件分类而使用的前缀。我所参考的资料一方面来自馆方提供的导览文本和录音，一方面是策展人的学术论文，换言之，这本来就是一篇不带有写作者独立观点的新闻稿，就此而言，我的确应该以策展人的思路为核心，将写作重心放在“如何转述他的话语”之上。 不涉及自己的价值判断，甚至需要规避一切误读策展人意图的风险。如果不按照这种原则来写作，就会破坏媒体与美术馆之间不言而喻的“契约”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有没有独立性其实在于是否以接受邀约的姿态来写作，一旦接受，就会成为策展方话语的“弱配置”——马钦忠在《艺术批评是当代艺术系统的“弱配置”》一文中阐释了“弱配置”的含义：“之一，批评对象系统化了，即界定一个作品由场所给予的价值远远大于任何个人，如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这一‘场所’展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