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为一种宽泛的写作

新媒体的出现似乎昭示着一个繁荣的批评时代正在到来，但也恰好是这些新媒体平台让我直观地感受到，有些批评写作可能在被某种权威性的结构所主导。当然，这种状况并非只针对当下的艺术实践，面对沃霍尔（Andy Warhol）的布里洛盒子与曼佐尼（Piero Manzoni）的粪便罐头，虽然多元主义的语境允许批评写作自由地对它们进行判断，但在“后现代艺术”“当代艺术”“某某艺术”的叙事序列中，它们已然占据了难以撼动的地位。倘若现在有人从什么新角度对它们在艺术史上的价值进行质疑甚至是彻底否定，也仿佛是在丰富和完善一套已有叙事——因为它们从一开始就在激烈复杂的论争中登场，可以说，艺术批评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它们留给我的印象，然而，这些批评的生产机制是无可置疑的吗？

2019年冬天我曾在某家艺术媒体做兼职，第一次以媒体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北京海淀区某间民营美术馆的新展览开幕，并为其撰写冠之以“展评”的文章。这是一场以策展人为核心的研究型展览，然而我在文中提及策展人时没有点出其姓名（实际上在开头的展览介绍中我已经提过他的名字），仅使用“策展人”作为称呼，直到策展人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并亲自向我提出修改意见时，我才意识到这一看似无伤大雅的疏忽。当下我立即询问了我的编辑，在交流过程中她对我说：“其实这并不算文章的错误，我们本可以拒绝他的要求，因为作为媒体其实要有自己的独立性。”这并没有让我感到宽慰，反倒使我陷入了困惑。无论是写作时的我还是我的编辑，都习惯性模糊了对自身所处的媒体机构的认识。当然，落笔之前我就很清楚，我写的并非“展评”，这不过是便于稿件分类而使用的前缀。我所参考的资料一方面来自馆方提供的导览文本和录音，一方面是策展人的学术论文，换言之，这本来就是一篇不带有写作者独立观点的新闻稿，就此而言，我的确应该以策展人的思路为核心，将写作重心放在“如何转述他的话语”之上。

不涉及自己的价值判断，甚至需要规避一切误读策展人意图的风险。如果不按照这种原则来写作，就会破坏媒体与美术馆之间不言而喻的“契约”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有没有独立性其实在于是否以接受邀约的姿态来写作，一旦接受，就会成为策展方话语的“弱配置”——马钦忠在《艺术批评是当代艺术系统的“弱配置”》一文中阐释了“弱配置”的含义：“之一，批评对象系统化了，即界定一个作品由场所给予的价值远远大于任何个人，如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这一‘场所’展出所‘给定’的‘作品’意义远远大于某某画廊，而与作品自身的品质无关；之二，以策展人为表征的艺术展演团队的整体，批评只是其中一个辅助要素，且必须以策展团队价值协作一致的批评写作为宗旨，这个意义上的批评写作实质是展览推广；之三，新的媒介手段把批评阐释的作用融合为作品系统的组成部分。”此文最终以一种相对平和的态度表明了对“批评失语”现状的接受，并将其视作为促进当代艺术活跃的因素之一（不排除讽刺的意味）。

如此说来，我所写的文章在某种意义上即便不署名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类写作过程只不过是一种加工，产出的文本是一种副产品，有时候媒体甚至只需要刊载对方提供的现成文章。在我的遭遇中，“未点明策展人的姓名”会成为一种尴尬的疏误，正是因为我手上这件产品的产地还不够明确。

并没有人剥夺我的写作自由，我可以更换自己的立场和发表平台，重新写一篇独立的展评。但我始终没有付诸笔端，因为我意识到这仍然是一种“邀稿”，它出于摆脱话语权控制的需要——一个并不值得花费笔墨或口舌的批评对象。我不愿意潜在地成为他者话语“弱配置”的镜像，这种批评的动机影响着批评的态度，想必难以产生公允的判断。实际上，依循这种动机，我应该要写的是眼下这篇文字，但是，在“反思”批评的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为批评树立起来路不明的原则和规范。

至此，似乎不得不追问什么才是批评？批评的意义何在？我并不想展开这样容易把自己绕进去的可怕追问。一种写作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批评、历史、文学还是政论之类总是受到学科或其它类型话语体制的约束，我想问的是，可不可以将批评简单还原为一种宽泛的写作——散文的形态？这并不是要消解批评的专业形态和性质，而是希望把这种还原视为批评写作者的对抗策略，以重新思考自身写作的动机和面临的困境。

一名写作者可能会因他专精于写作批评或是若干篇出众的批评文章而得名为“批评家”，同时，一名批评家通常不会只有“批评家”这么一个标签，我们更常看到的是具有多重身份的批评家，他可能同时是史论家、策展人、艺术家、诗人……此外，一幅画、一场展览、一篇批评文章、一种艺术界的风气等，无论是一种结果还是处于生成过程中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批评对象——不难发现，从写作主体的身份和写作对象上看，批评都不像预想的那样如此依赖“专业性”的认证。“一种宽泛的写作”是一种没有很高门槛的写作，它记录单纯的反应，至少在动机上并不意在提供认识上的真知灼见。

倪贻德在《艺苑交游记》的序言中说：“这里所写的，并不是堂堂的艺术批评，也不是严正的作家评传，不过是我个人对于几个画友们的零碎的印象而已。其间也涉及到各人艺术的地方，也只是自己的一点断片的感想。”这本夹叙夹议、颇像随身手札的小册子是后世研究决澜社现代美术的重要材料。几篇短文中对艺术的见解并没有多么先进，但却来自作者对艺术家和其作品的真实反应。我不是说倪贻德这样的写作为当代批评写作提供了什么范式，只是在被戴上纸枷锁的“规范的”批评语境和“专业的”批评家视角下，那种宽泛的写作里面对对象零碎而真切的印象尤为可贵。

作为一种宽泛写作的批评，它并不具备严格的定义，进而也无法明确它的意义，我不打算强加不具有普适性的阐述。我必须承认这受到了一位故友的启发，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写作为现实所带来的改变总是不定的，而不写作一定不会带来任何改变。写作的理想主义性质并非倚赖于写作者的功力才能被悉数表达出，而是隐藏在那些没有写出来的地方”。我认为批评作为一种写作亦如此，批评的意义是无法穷尽于笔墨的，但如果不去写批评就不会有任何意义。批评写作同样是一种充满理想主义的写作行动，但这种理想主义并不在于写作者极尽学识所形成的文字之上，而是在永远无法落入语词的体验中。可悖论在于，人的想法只有在落入语词时才成型，在这个意义上，言论自由、写作自由、批评自由就是为了让思考尽量得以成其所是，而非走向异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