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icitas

按： 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与艺术史领域图像学研究的奠基人阿比·瓦尔堡并无实际的交集，但两人在治学理念上却惊人地不谋而合，尤其体现在对待历史证据的态度、比较研究的视野之上。然而，随着现代学科体制的愈发专门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历史学与艺术史都未关注到双方在理论上的共轭。本文将尝试比较两者研究方法的特点，说明跨学科的艺术史研究实践在何种意义上能够为自身异质性的地位与价值作辩护。 人类生活的悸动在此处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感知，我们完全应该努力运用想象力，在古老文本中复活它。 [1] 把对死者的研究和对现实的研究结合在一起。 [2] 何为人类生活的“悸动”（vibration）？历史研究为何需要运用“想象力”？“复活”“死者”又指向怎样的研究目标？这几个颇具譬喻性质的词汇出现在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 1886-1944）未竟的方法论专著《历史学家的技艺》中。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史学研究新范式的代表人物、年鉴学派的开创者之一，布洛赫在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启发下，对实证主义史学趋于僵化的方法发起了挑战。在他看来，历史学不能被简单归结为对过去事件的研究，其目标也不在于对过去的精确再现，真正的历史学是一门关于“时间中的人”的科学 [3] ，而这门面向人自身的学问需要的不再只是那些极尽“客观”的考据手段，更要求研究者寻找一条能够重新切近时间、记忆与人的理解路径。在此愿景之下，令布洛赫引以为傲的研究方法论——跨学科的互动、比较的视野、对历史证据的心理学考察乃至书写“整体史”（total history）的最终诉求，逐渐成为影响并标识着几代年鉴学派新史学研究的特点。 或许是世纪之交西方众多新兴思潮 [4] 的普遍影响，或许也可以理解为布洛赫反复谈到的历史学里“巧合”——在德语世界的艺术史领域，以开创图像学（iconography）研究之先河著称的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 1866-1929）似乎与布洛赫在治学方法上不谋而合。然而，两者实际上并不属于同一代学人，尽管布洛赫有在德国学习的经历，但暂无任何证据表明两人有过接触，比布洛赫年长二十岁的瓦尔堡也未必了解布洛赫所在的学术圈子。也许只有一战的精神创伤能算作两人在个体经验上的共同点，而这段经历在两人的写作中几乎一致体现为关于现代性的社会与技术批判。 两条几乎完全平行的生命轨迹上生发出近似...

并不是只有身在威尼斯那样伟大艺术中心的艺术家才起步寻找新天地和新方法。在意大利北部的小镇帕尔马（Parma）孤独地生活着一位画家，被后世认为是一段时期内最“先进的”大胆革新家。他是安东尼奥·阿莱格里（Antonio Allegri），被称为柯勒乔 （Correggio,1489？-1534）。 ——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广西美术出版社，2008） 1 柯勒乔与圣保罗厅壁画的赞助人 这位身处主流艺术史地缘叙事之边际的“小地方”画家，对后世产生了完全不亚于三杰以及威尼斯画派的贝利尼、提香等大师的影响。柯勒乔作品中的光影变化、对色彩明度的强调以及人体的动态，不仅成为所谓样式主义（Mannerism）的先声，也被后世视作巴洛克、洛可可风格的早期参照对象。 △《基督诞生》（ Nativity ），柯勒乔，1529-30 安东尼奥是伦巴底地区运用现代风格进行创作的第一人，因此人们猜想，如果他离开伦巴底去罗马，可能还会创造奇迹，使那些一度被视为杰出的画家感到汗颜。但由于他没有目睹过任何古代或现代的优秀作品，便只能模仿眼前见过的物品，不然，他必能大大提高自己的技艺，精益求精，最终达到艺术的顶峰。不过人们至少可以确信，再没比他更优秀的着色家了，也没有艺术家能赋予笔下的形象更多的优雅感或浮雕感，他笔下的肌肤是那么柔美，润饰是那么优雅。 ——瓦萨里：《意大利艺苑名人传·巨人的时代（上）》，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 瓦萨里把柯勒乔称作“伦巴底地区运用现代风格进行创作的第一人”——此处的“现代风格”（maniera moderno）对应的就是瓦萨里所推崇的从布鲁内莱斯基、马萨乔、多纳泰罗到三杰所代表的通过取法古代而新创的艺术面貌。虽然瓦萨里认为柯勒乔并没有亲眼目睹过任何古代或现代的作品，但根据后来的艺术史学者的考证，柯勒乔极有可能到过曼图亚与米兰，接触过曼坦尼亚（Andrea Mantegna）与达·芬奇的作品。 △《朱庇特和伊娥》（ Jupiter and Io ），柯勒乔，1531 1518年前后，柯勒乔在家乡已经小有名气，随后前往帕尔马开始接手一系列大型项目，其中最知名的两件就是帕尔马大教堂（Parma Cathedral）与福音约翰教堂（San Giovanni Evangelista, Parma）的天顶画，两者皆通过一个无限向上开放与延伸的穹顶来描绘神迹或者显圣的恢弘场面，教...